河、花、鹽、錢話揚州(之一)-鹽業與鹽商

揚州，一個在中國歷史上代表著繁華、富庶、美食、美女......，但也是荒唐、頹廢、屠殺的城市。自從隋煬帝開鑿大運河後繁榮1400年，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時的最愛。

揚州，古稱廣陵，位於長江與大運河交口，交通便利，物產豐富，商業繁榮，造就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。多少詩人曾詠歎揚州，留下著名的詩句，例如-煙花三月下揚州-腰纏十萬貫，騎鶴下揚州-春風十里揚州路，捲上珠簾總不如-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。揚州也留下無數往事和典故，如:揚州十日、揚州八怪、揚州瘦馬......還有始終在神秘之中的瓊花。揚州位居長江和大運河交會點，是中國古代東西向和南北向水運中心，商業發達，財源茂盛，尤其鹽業興隆，賺取暴利的鹽商匯集於此，講究吃喝玩樂，也造就出最精美、奢華的房屋、衣著、歌舞戲劇和淮揚大菜。

本篇幅先談--鹽業與鹽商。

鹽業與鹽商
中國歷史上，鹽是一種被官府長期壟斷經營的生活必需品。
中國自漢代開始鹽的專賣，唐代政府繼續壟斷鹽利，作為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手段，明清時期改為授予鹽商絶對的壟斷經營權。鹽商憑藉著政府賦予的特權，大發其財，但同時也承受著來自各級官吏的盤剝壓力，以及向朝廷繳納獻金的義務。壟斷必然產生地下經濟，鹽的專賣導致私鹽出現，以低價與官鹽競爭，逐漸使大鹽商外強中乾，入不敷出。19世紀中期，清廷改革鹽的買賣制度，鹽商不再享有壟斷經營權。
明清時期的鹽法稱為“綱商引岸”制度。鹽商運銷食鹽，須先向鹽運司交納鹽課即經營費，領取鹽引即地區與數量許可證，然後到指定的産鹽區向灶戶買鹽，再販往指定的行鹽區銷售。
鹽引並不能隨便領取，商人必須以引窩即特權許可為據，證明自己擁有運銷食鹽特權。為了得到引窩，商人又必須事先“認窩”，也就是交納巨額銀兩取得官府授予的壟斷經營權。此種制度使鹽商基本上壟斷了全國的食鹽銷售，因此他們可以任意壓低買價，抬高賣價，獲取巨額利潤。
除壟斷經營權之外，朝廷還給鹽商以很多其他優惠條件。如允許他們“加價”（提高官定售鹽價格）、“加耗”（增加每引的斤數）以及“借帑”（即從國庫裡借錢營運）。有了這樣的保證，鹽商可謂坐收暴利。

鹽商樂：一碗蛋炒飯竟價值白銀50兩
但是，由於傳統經濟與政治等方面的原因，鹽商傾向於用賺來的錢購買土地或者捐納官職，而不是擴大再生産。此外，他們會把大量的錢投入奢侈的生活消費中，其中尤以居住在揚州的兩淮鹽商為甚。
揚州是兩淮鹽運司衙門所在地，鹽商多聚集於此。據《清稗類鈔》記載，黃均太是當時兩淮八大商總之首。他吃一碗蛋炒飯需要耗費白銀50兩。之所以這麼貴，是因為這碗蛋炒飯要保證每粒米都是完整的，且必須粒粒分開，每粒米都要泡透蛋汁，炒出來外面金黃，內心雪白。
與這碗飯相配的是百魚湯，湯裡包括鯽魚舌、鰱魚腦、鯉魚白、斑魚肝、黃魚膘、鯊魚翅、鱉魚裙、鱔魚血、鯿魚劃水、烏魚片等等，極盡精緻之能事。更令人咋舌的是，據說黃均太吃的鷄蛋是吃了人參、蒼朮等藥物的鷄下的，所以味道特別好。
清人李斗的《揚州畫舫錄》一書是揚州鹽商奢靡之風的全面記錄：吃喝玩樂就不必說了，據說鹽商會想出各種各樣的花招來消遣。例如，為了比誰更有錢，大家紛紛在金箔上刻上自己的名字，跑到鎮江金山的寶塔上把金箔往外扔，看誰的金箔第一個飄到揚州。鹽商們平常過著非常悠閑的生活，他們修建樓台館榭，養戲班開戲院，琢磨精緻的菜餚，逛妓院，調脂弄粉。
鹽商的生活方式深刻影響揚州的社會風氣，當時市面上遊逛著大量閑人，他們無所事事，整日流連在茶館和澡堂之間。

鹽商苦：打點官吏費用幾乎占成本一半
明清時期的鹽法所採取的“綱商引岸”制，背後有種種複雜的原因，但是最直接的原因在於國家沒有太多的力量直接控制社會經濟，所以傾向於採取“包”的形式，抓住實力雄厚之人，責成他們承包到底。也就是說，鹽商雖然手握壟斷經營權，可以牟取暴利，但是朝廷和官府並不是白給他們這些好處，而是利用他們增加財政收入。
按道光年間兩江總督兼兩淮鹽政陶澍的說法：清朝初年，兩淮鹽區（包括河南、江蘇、江西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六省）的正綱鹽課銀原有白銀90餘萬兩，加上其他雜款，也只有180餘萬兩。但到了乾隆年間，這個數字已達到400餘萬兩，是原額的好幾倍。而從嘉慶二十年（1815年）之後，兩淮鹽區每年需要交納的款項竟達800餘萬兩。
朝廷為加強對鹽課的徵收，設置各種機構和官員，他們往往把鹽商視為圈裡的豬羊任意宰割，明勒暗扣，無止無休。因此，鹽商的負擔還不止於行鹽納課，還要承受官員的額外盤剝。雍正時期，皇帝厲行改革，把很多陋規都進行透明化處理，確定下來，免得官員浮收。兩淮鹽區規定鹽商要以“公務”的名義送給鹽政每年8萬兩白銀，以“薪水”的名義送給鹽運司每年4萬兩白銀。數量如此優厚，目的就是減少官員的貪汙腐敗行為。
但是，在鹽的收購、運輸與銷售各個環節，官吏們仍會伸出貪婪的手，雁過拔毛。當時有人指出，在所有需要與官府打交道的事情裡，沒有比鹽商辦鹽更艱難繁重的了。合計下來，商人暗裡支出用來打點官吏的費用幾乎相當於成本的一半。
皇帝雖然屢次下旨嚴禁官員貪汙腐敗，但實際上他們加給鹽商的攤派是最大的。乾隆皇帝前後六次南巡，口頭上雖然說“一切出自內府，無煩有司供億”，但是主要花費的都是長蘆、兩淮鹽商的錢。鹽商們爭先恐後，各出奇招，以博皇帝的歡心，用度無算。乾隆年間爆發的兩淮鹽引案，虧空達1000多萬兩，其中就包括“備辦南巡出差銀”。不僅如此，康乾以後，朝廷每遇重大軍需、慶典、賑務、工程，鹽商們都得踴躍捐輸，多則數百萬兩，少則數十萬兩。乾嘉年間，各地鹽商報效捐輸軍需就達3000萬兩。其中兩淮鹽商為支援朝廷鎮壓川楚白蓮教起義，從嘉慶四年（1799年）到八年間連續六次捐輸，共計白銀550萬兩。

鹽商難：道光年間失掉專營權
“綱商引岸”制度對於百姓的食鹽需求十分不利，以至鹽政問題成為清代最大的積弊之一。
首先在“綱商引岸”制度下，商人各有銷區，他人不得闌入。但是有些銷區離鹽産地很遠，交通不便，行程艱險，商人運鹽到岸需要耗費巨資，所以他們經常包課而不運鹽，百姓便有食淡之虞。
其次，鹽商因在特定地區佔有引窩，於是有條件任意抬高價格以剝削食鹽的消費者，其價格往往高於産地價格十幾倍甚至幾十倍，使百姓苦累無窮。
第三，由於壟斷的運銷方式，百姓無可選擇，必須食用該地區鹽商所運鹽斤，所以鹽商常常無視民間疾苦，以次充好，他們在鹽內攙和沙土，百姓買到之後還需淘洗另熬，才能食用。
“綱商引岸”制度是一個高度壟斷的制度，而商品經濟的發展要求有自由流動的市場，二者之間的衝突必然引發私鹽活動。
私鹽純粹受市場控制，對消費者而言沒有強買強賣的問題，質量相對好，價格相對低，購買十分方便，經營方式也比較靈活，可以賒欠，可以用實物交換，比起官鹽來有諸多便利，因此頗受百姓的歡迎。
但販賣私鹽畢竟是違法活動，它也嚴重破壞了社會秩序。

清代販賣私鹽的人被稱為私梟，一個梟字反映他們的兇狠強悍。他們往往有組織，成群結夥可達數十至數百人之多；他們配備武器，使用刀矛甚至火槍，其勢力是一般犯罪團夥所無法相比的。在私梟猖獗的地方，官兵多半只能睜一眼閉一眼，無可奈何。私梟很容易發展成為黑惡勢力，近代的黑社會組織青幫即脫胎於清代的私梟清幫。
清中期以後，鹽商報效捐的壓力漸漸增大，又要品嘗“借帑還息”的苦果，加上官吏勒索，自己生活豪奢，很多人都陷入外強中乾、入不敷出的境地。為了克服危機，鹽商們只有不斷抬高鹽價一條路，以至於民間出現了百姓被迫淡食的局面，民怨沸騰。而私鹽則趁機大行其道，幾乎佔據了官鹽一半的市場。
面對官鹽嚴重滯銷的局面和私鹽活動的猖獗，朝廷決心對鹽法進行改革。
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，朝廷議準兩江總督陶澍將兩淮鹽務改歸兩江總督兼管，以統一事權。陶澍大刀闊斧地將淮北引鹽為票鹽，也就是在那些交通不便、引商不肯前往的地方，允許資本較小的商人經營，他們不必認窩，只要繳納鹽課就給據官票，讓他們憑票販鹽。陶澍的這一舉措很快收到實效，既方便了百姓，也增加了朝廷收入。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，兩江總督陸建瀛又將此法推行於淮南。
自此以後，票鹽法漸漸向福建、兩浙、長蘆等鹽區推進。綱法改為票法，從根本上取消了鹽商對鹽業的壟斷，深刻地觸犯了鹽商的既得利益，引起他們的強烈不滿。儘管如此，新制度逐漸取代舊制度，壟斷被打破已成定局，鹽商的黃金時代隨之消逝。(葉言都老師講座2015.10.30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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