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亞美尼亞>石碑下的缺席者- 在亞美尼亞紀念館之上，看見誰被記得，誰被遺忘 <Yad Vashem VS Armenian Genocide Memorial & Museum>

亞美尼亞大屠殺紀念館(Armenian Genocide Memorial & Museum)矗立在首都葉綠凡的高地上，地勢看得到整座城市，也看得到世界的距離。

這裡不熱鬧，沒有商品、沒有廣告，只有一圈向內凹陷的石柱，中間是一座常燃的火。設計像是要讓人低頭，也像是讓人不發一語。那不是一座紀念勝利的紀念碑，而是一種無法復原的證明。這座紀念館之所以存在，不是因為歷史終於得到了正義，而是因為這段歷史太久以來被迫在沉默中尋求形式。它記錄的，不只是一場災難，更是一段制度性被遺忘的過程。1915年，鄂圖曼帝國以遷移為名，對亞美尼亞人展開系統性驅逐與屠殺，超過百萬人死亡。然而，直到21世紀初，才有少數國家逐步承認這是場「種族滅絕」；至今，仍有強權拒絕使用這個詞。這段歷史長期沒有進入教科書，也不曾成為國際災難紀錄的核心敘事。在被接納前，它只存在於家族口述、在被燒毀的教堂、失去姓氏的流亡路上。

1939年，希特勒對德軍將領說過一句話：「誰還記得亞美尼亞人？」這不是冷笑話，是展開對猶太人的一場政治計算。他知道，只要世界會遺忘，就不會有人為下一場災難按下剎車。難道是亞美尼亞的失語，成為納粹屠殺可以發生的心理前提? 這是被遺忘的暴力如何影響下一場歷史的例證。
然而，希特勒這一段歷史卻被完整記錄。猶太大屠殺成為20世紀不可忽視的記憶核心，不只是因為死亡的數量，更因為這個民族在二戰後迅速重建了主體位置。以色列建國、教育系統發展、國際外交網絡的建立，使猶太社群能主導自身歷史的命名。他們建立檔案、拍攝證詞、建立大屠殺紀念與名號博物館(Yad Vashem)、催生紀念日，也催生法律。對他們來說，知識不能被殺死，記錄是抵抗的一部分。這不只是哀悼，更是一場文化上的戰略部署。
亞美尼亞也在做這件事，只是時間更長、資源更少。在大屠殺與離散之後，其語言、宗教儀式、家族姓氏、文化傳承在多次遷徙與無所依靠中大量流失。猶太社群能把不能留下的土地，轉化為可以留下的文本，而亞美尼亞則在失去國家載體的情況下，讓太多文化形態無法進入圖書館或檔案室，而是消散在逃亡與貧困中。不是因為不珍惜，而是因為沒有條件留下來。
這讓人不得不問：當和平來得太晚，文化還來得及保存嗎？知識是否能跨越毀滅，不只是靠族群內部的堅持，還取決於世界是否提供它留下來的空間。當一個群體必須用逃亡來延續生命，那些語言、故事與手工藝本身，也很容易一起消失。
1948年以色列建國，猶太人在國際政治中迅速獲得主體位置。而亞美尼亞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後才重新建立國家，自身地緣處境長期被牽制，也未能有效重建國際能見度。兩者都曾是受害者，但在全球集體記憶中，地位卻如同主角與邊角之分。

甚至，歷史記憶還會反轉。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議題上的角色正被廣泛討論：一個曾經的受害者，是否就自動擁有免於質疑的正當性？
從2022年衝突以來，以色列在美國的堅定支持下，以極高壓與毀滅性的手段對待巴勒斯坦平民。封鎖、斷水、轟炸，甚至不允許人道救援進入加薩，這些行為引起全球關注，卻也在外交體系中顯得束手無策。許多人開始問：如果歷史曾經給予同情，是否也給了你不受限制的手段？
對亞美尼亞來說，這樣的問題還未發生。它沒有從受害者成為主導者的機會，也因此無從進入記憶反轉的階段。這種處境讓紀念館的存在本身變得更加複雜。它是為了族人記住，但同時也可能成為世界某種形式的「舒適裝置」——彷彿只要有一座紀念館，就表示世界已經知道了、處理過了、可以繼續往前走了。
但一座紀念館，不能取代歷史正義，也不能終止遺忘。它只是提供一個暫時被允許凝視的空間，而非結束。它的意義，不來自建築材料，而來自這座建築原本不應被允許存在的漫長過程。被記得不是自然發生的，而被遺忘，也不是偶然發生的，甚至是被默許的。
如果記憶的消失就是加害的延續，那麼每一座石碑，都是倖存者為自己保留下的呼吸空間。亞美尼亞人站在這裡，不是等世界同情，而是在等世界有一天，不再需要問：「誰還記得亞美尼亞人？」
*照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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